中华二十四孝之首——王祥卧鲤

一、王祥、王览的孝友故事

王祥出生在东汉末期的都乡南仁里。“仁里”的典故出自《论语》，孔子称：“里仁为美”，意思是要和有仁爱之心的人做邻居。南仁里的位置在今白沙埠镇镇政府东面隆起的山坡上，琅琊王氏从西汉开始便世居此地。

史书记载王祥早年丧母，继母朱氏多次虐待他，甚至派他清扫牛圈，做仆人一样的粗活。王祥出生在贵族家庭，他的祖先是西汉著名经学家王吉，王吉之子王骏、其孙王崇均位列三公。王祥的祖父王仁官至青州刺史，是盘踞一方的地方要员；其父王融虽然没有出仕，但也是有地位的乡绅。作为贵族子弟的王祥，读书入仕才是他的人生道路。而他却被继母逼迫，整天混同于仆人杂役，这是非常悲惨的遭遇。不仅如此，王祥还时常有性命之忧，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篇记载，王祥的母亲曾经夜里砍杀王祥，碰巧王祥去厕所而幸免于难，回来后，发现被子被砍坏了，“知母憾之不已，因跪前请死。”

对待如此狠毒的继母，王祥任劳任怨，以德报怨。《晋书》本传中讲了他三件孝顺的典型事例。“母常欲生鱼，时天寒冰冻，祥解衣将剖冰求之，冰忽自解，双鲤跃出，持之而归。母又思黄雀灸，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，复以供母。乡里惊叹，以为孝感所致焉。有丹柰（李子）结实，母命守之，每风雨，祥辄抱树而泣。其笃孝纯至如此。”“破冰求鲤”、“感应黄雀”及“风雨守树”，看似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情，不过被继母虐待，作为贵族子弟每天做着仆人杂役的工作，王祥的遭遇容易引起社会的同情。“破冰求鲤”的故事见于东晋干宝的《搜神记》和孙盛的《晋阳秋》，王祥脱衣是为了方便破冰，冰破之后，鱼儿遇到空气而跃出水面，这些记载都很平实客观。后人觉得这样解释王祥的孝行不够感天动地，宋元人编选《二十四孝》时改成了“卧冰求鲤”。《二十四孝》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，卧冰求鲤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，作为文化符号我们借鉴这一成语，但也如实还原历史的真相。

王祥的孝行难能可贵之处，在于他长期坚持，始终如一。汉末三国时期，群雄逐鹿中原，人们备受战争、饥饿、瘟疫的折磨而流离失所。为了避难，王祥“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，隐居三十余年，不应州郡之命”。生逢乱世，母寡弟幼，继母朱氏多次想杀死他，但他却孝敬继母三十年如一日，体现了以德报怨、顾全大局的宽厚度量和善始善终、任劳任怨的坚韧品格，这种孝行是在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之后磨练出来的人性光辉，具备感发人心、促人向善的精神力量，不仅感化了继母的狠毒之心，还引导了异母弟弟王览的善心。据《晋书·王览传》记载，朱氏虐待王祥，王览便与王祥共之；朱氏虐待王祥的妻子，王览的妻子便与其共同承担；朱氏想在酒中下毒毒死王祥，王览便争喝毒酒。王览为了救护王祥不惜“争鸩舍生”，兄弟二人可谓患难与共，互相成就。王祥的孝行以继母改过、兄弟友爱的大团圆结局，给人世间留下了一个温暖的故事。明代沂州佥事李士允为诸葛亮、王祥修忠孝祠，其《忠孝祠记》便认为母慈子孝并不难，“太保事其嚣母，卒能感通底豫”，让继母改过从善，才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！

少年王祥雕像

二、太保林与历代帝王的褒奖

王祥的孝行契合了西晋“孝治天下”的基本国策。泰始元年（266年），晋武帝司马炎登基，王祥拜为太保，晋爵为公。在历代王朝中，皇帝的子孙和同宗可以封王，异姓大臣的最高爵位就是公，所谓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，公便是爵位中最高的等级。御史中丞侯史光上奏，认为王祥长久得病，已经不能按时参加朝廷会议，请罢免他的职务。晋武帝下诏说：“太保王祥为本朝元老，品行高尚，我要借助他的威望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准。他前后数次提出训让，我不同意他退休。这个问题不是你有资格能参加讨论的。”

泰始四年（268年）四月，王祥薨，享年89岁。晋武帝下诏赐棺椁一副、朝服一套、衣服一套、钱三十万、布帛百匹。当时，司马炎的母亲文明皇太后刚刚去世一个多月，举朝忙于国丧。泰始五年（269年），晋武帝专门补办了王祥的丧礼，并下诏说：“为睢陵公王祥办丧事已过去。朕虽每每为他的死哀伤，但还没有痛抒哀情。现在为他哭一场。”第二年，下诏追谥王祥为“元”。

自西晋以来，历代王朝对王祥孝行多有褒扬。唐太宗御撰《晋书》，列《孝友传》记载王祥、王览故事，王祥传为《晋书》列传的第一篇。明成祖朱棣撰《孝顺事实》赞美王祥曰：“王祥诚孝真堪羡，承顺亲颜志不回。不独剖冰双鲤出，还看黄雀自飞来。”嘉靖十三年（1534年），明世宗朱厚熜南巡临沂时曾手书“孝友格天”的匾额，褒奖王祥、王览兄弟的品德具有感天动地的精神魅力，并将南仁里改名“孝友村”。清代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，清高宗乾隆皇帝南巡，将王祥、王览兄弟与颜杲卿、颜真卿兄弟以及诸葛亮列入“五贤祠”并命令官员春秋祭祀，乾隆皇帝还曾御碑手书，称赞其“孝能竭力”。

王祥死后衣冠埋葬在南仁里，称“太保林”。明代临沂人舒祥在咏《王祥墓》的诗中说：“荒丘经岁久，衰草锁寒烟。事业归三箧，衣冠贲九泉。鹤随华表失，狸傍断碑眠。多少当时事，都凭故老传。”明代的王祥墓寒烟衰草，狐狸眠居，一片荒凉景象；岁月变迁，人事沧桑，使人感慨万端。不过，王祥的事业毕竟名垂青史，他的许多遗闻轶事和孝亲美德代代相传，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王祥生活的村子南仁里靠近沂河西岸，明代时村民为躲避水患，便西迁至孝感河岸边，这就是今日的孝友村。今日的孝友村有3000多人口，多为王姓，为王祥的后代。孝河岸边建有孝文化主题公园——孝园。河面有一亭，亭中有石碑书“王祥卧鲤处”。夏秋之际，此地有十里荷花，所产孝河藕在清代咸丰年间被钦定为御膳贡品，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冬季时河流结冰，处处是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，“孝河凝冰”是当地著名的“琅琊八景”之一。此处还有孝友祠，据明代万历年间的《沂州志》记载：“（孝友祠）在州治北，祀王祥、王览，季春三日，季秋九日，祭。”民国时期，临沂县长范筑先亲临孝友祠，种植柰树十六棵以示敬仰。1962年，山东副省长余修亲临孝友祠，主持修复。

1915年，当地名流赵善全曾为王氏修谱撰写序言，这篇文章对太保林、孝友祠和孝河的风景有很好的描写，兹录之如下：“孝友村奉祀生王兆，余之中表也。曾记髫齔时从先慈省外祖，谒元、贞公祠，匾额题‘孝友格天’四字，祠左即柰园，尚余松柏苍翠；祠右有唐槐数株，甚古，今皆亡矣。祠南即孝河，西南岸有短碣一镌，‘元公卧鲤处’数字，盛冬时，如月圆者数处，暖气上升，至今犹存。夏时，荷花两岸，芰蒲满湖，云水苍烟，使人低回不能去。又东北去八字山数武（步），望之屹如立者，其寑陵也。巍巍然约有六七，神道墓门，类皆明堂。林木蔚然，气脉深厚，展拜之余，未尝不叹两公之遗泽也。”

自明清以来，孝友祠专设祭祀官员奉祀生，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和九月九日重阳节举行祭祀仪式。直到今日，当地政府于每年的重阳节举办孝文化节，关爱老人，弘扬孝文化，延续并发扬着这一传统的文化活动。

孝友祠有一本晚清的《王氏家谱》，称王览死后葬于红阜寺。附近土地多为红色土壤，周围的村庄有的取名“火燎官庄”，有的取名为“朱阜”，所谓朱阜、红阜都是指红色土壤的丘陵，红色是权势的象征，王览的墓地埋葬于红色的丘陵之下，他的子孙奕世显宦，冥冥之中是否暗合了古人的风水理念呢？红阜寺即今洪福寺，又名鸿福寺，据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所立鸿福寺碑记载：“沂郡东北中邱城东有鸿福寺院，创建于唐。”今洪福寺仅存几块残碑、一尊石狮和一株参天的银杏树，这株银杏树树围12.1米，树高26.4米，经测定为唐代所植，是山东省重点保护文物。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是鸿福寺庙会，周围十余万的民众呼朋唤友，纷至沓来，成为当地一大节俗。鸿福寺寓意洪福齐天，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富贵和吉祥。

三、王与马、共天下

南朝大诗人庾信在《伤司徒王褒诗》写道：“自君钟鼎族，江左三百年。地建忠臣国，家开孝子泉。”从王祥、王览至王褒，琅琊王氏作为世代显赫、钟鸣鼎食之族绵延11代，历时315年。忠臣指诸葛亮，孝子泉即孝河，这个家族所生活的琅琊为忠臣孝子之乡，而江左琅琊王氏的开创者便是王祥。

王祥曾担任过徐州刺史吕虔的别驾，吕虔有把佩刀，据说只有位在三公的人才有资格佩戴这把宝刀。吕虔对王祥说：“卿有公辅卿相的胸怀和气度，所以我把宝刀赠送给您。如果不具备这种胸怀的人，宝刀反而会带来伤害。”王祥临死前，把宝刀又转赠给王览，并鼓励他说：“你以后一定有出息，足称此刀。”王览的孙子王导、王敦等人南渡建康之后出将入相，出现了“九代公卿”的显赫局面。

王祥、王览去世后，其族孙王戎官至司徒，王衍官至太尉，二人都是左右西晋政局的权要。西晋末年，东海王司马越专权，司马越和王衍构成“王马共治”政治格局，司马睿和王敦、王导兄弟后来在南京建立东晋便是这一政治格局的延续。

分封在临沂的琅琊王司马睿与王导年轻时就是好朋友，他们都曾居住于琅琊，姻娅相连，互相倚重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。永嘉元年（307年）七月，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，镇守南京。司马睿属于西晋皇族的疏属，没有名望和兵权，以至于“吴人不附”。王导、王敦巧妙利用上巳节修禊仪式，成功设计了司马睿的帝王形象，《晋书·王导传》记载：“会三月上巳，帝亲现禊，乘肩舆，具威仪。（王）敦、（王）导及诸名胜皆骑从。吴人纪瞻、顾荣，皆江南之望，窃觇之，见其如此，咸惊惧，乃相率拜于道左。”江南风俗，每年三月三日要到水边洗濯，除灾祛病，祈福求运，叫做修禊（又称禊祓）。表面上是去看修禊，与民同乐，实际上是在展示司马睿集团的风采。司马睿和他的僚佐们气宇轩昂，文雅谦和，一副君明臣贤的气派，前来观看的民众人山人海，他们为眼前的气派所征服，于是纷纷拜倒在路边。民众的口碑是很好的宣传工具，这种宏大的出行仪式和万民争拜的场景，经过民众添枝加叶的传播，司马睿的大国帝王的气场、谦和文雅的风采和与民同乐的贤德，很快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，并逐渐获得民众的爱戴。

东晋建国是琅琊王氏与司马睿精诚合作的结果。司马睿镇守南京后，经过9年的努力才登极称帝。大将军王敦东征西战，尤其是控制荆州，完成了境内军事的统一；王导则团结南北方士族，以“百六掾”为基础构建了东晋新的朝臣队伍。《晋书·王导传》记载，“及帝登尊号，百官陪列，命导升御床共坐。导固辞，至于三四，帝乃止。”王与马、共天下，真实反映司马睿在政治上服从王导，在军事上依赖王敦的政治格局。

王导作为东晋的开国宰相，他制定了“谦以接士，俭以足用，以清静为政，抚绥新旧”的施政方针，他礼贤下士，团结南北士人以抵抗外侮；他修建学校，推行儒学教育，汉民族得以独立，汉族文化得以延续；他还在历次政治变乱中谦逊谨慎，扶危定乱，保持各派政治集团权力的平衡，稳定了东晋朝局。王导晚年辅佐年幼的晋成帝，得到极高的尊崇，成帝给王导写手诏，则云“惶恐言”；中书写给王导的诏书，则曰“敬问”，王导生病，不能参加朝廷宴会，“帝幸其府，纵酒作乐，后令舆车入殿，其见敬如此。”即便如此，王导依然保持勤俭谦逊的品格，“仓无储谷，衣不重帛”，王导是东晋前期士林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。

东晋南朝时期，王祥、王览的子孙“奕世兴于江左”。王祥为《晋书》列传首卷，王弘为《宋书》列传首卷，王俭为《南齐书》列传首卷。在二十四史中，有三部史书大臣列传的开篇来自琅琊王氏，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家族！

  四、王祥家训的历史传承

王祥去世时曾留下五条家训：“夫言行可覆，信之至也；推美引过，德之至也；扬名显亲，孝之至也；兄弟怡怡，宗族欣欣，悌之至也；临财莫过乎让：此五者，立身之本。”为人表里如一、有始有终，信守诺言，不圆滑世故，这是诚信；把荣誉和成绩让给他人，过失和责任勇于担当，谦逊低调、任劳任怨，此为“推美引过”；孝有大小，孝敬父母只是小孝，而提高修养、建立功业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，才是大孝，这是对传统孝道思想的升华；兄弟团结，家族和睦，此为悌；面对利益懂得谦让，生活保持清廉俭朴，上述五条便是王祥所坚守的“立身之本”。王祥的言行成为后世子孙恪守奉行的榜样，史书“其子皆奉而行之”。

王祥家训对其子孙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史书“其子皆奉而行之”。琅琊王氏闺门孝睦，王徽之爱护弟弟王献之甚至情愿代他而死、谢道韫帮助小叔王献之辩论、王僧虔培养侄子王俭成为名相，他们爱护家人，情同知己。这是对王祥“兄弟怡怡，宗族欣欣”家训的坚守。琅琊王氏不以财富为人生追求的目标，西晋王衍“未尝谋货利之事”，刘宋王弘“虽历藩辅而不营财利，薨亡之后，家无余业”，他们虽然位居宰相，也不改清廉俭朴的生活。梁代的王志信守承诺、老成厚重，他担任东阳太守时冬至日释放重囚回家，“过节皆返”，王志兄弟子侄都很谦和，时人号为长者，很好地践行了王祥“言行可覆”的诚信之道。至于“推美引过”，谦逊低调，王僧虔是很好的典范。齐武帝曾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因为侄子王俭已经担任此职，“一门有二台司，实可畏惧”，于是王僧虔以“君子所忧无德，不忧无宠”为由，坚决推辞，可谓激流勇退。

“扬名显亲，孝之至也”，入仕的目的不是为了稻粱谋，而是为了家族的荣耀和实现士人拯时济世的人生理想，王羲之便是如此。永和四年（348年），司马昱、殷浩任命王羲之担任护军将军，目的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影响打击桓温。王羲之并没有站在党派的立场，而是从东晋政治的大局出发竭力调解两派的矛盾，反对穷兵黩武的北伐，他体恤百姓的艰辛，减省赋税，开仓济民，其《深情帖》云“行其道忘其力身”，其《断酒帖》云“百姓之命倒悬，吾夙夜忧”，这都体现了他不计个人利害的忘我精神。王羲之最终因为党派纠葛和难以实现政治理想而辞官，他的政治使命感和历史担当引起了后人的共鸣，元代赵孟頫称赞他“发粟赈饥，上疏争论，悉不阿党”，“为当晋室第一流人品！”

琅琊王氏恪守祖训，自觉砥砺品行，他们崇尚清廉的生活，对家人以道义相期许，始终对权势保持着谦逊敬畏的态度，反对结党营私，从政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而扬名显亲，这种家族荣誉感让他们处处自律，时刻清醒。良好家风能推动党风政风建设，王祥家训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有借鉴意义。